我们谈论和思考心理健康的方式很重要。

如果弄错了，人们可能会被误导，甚至更糟糕的是，受到伤害。

上周，BBC播放了关于心理健康的一个善意的专题，但不幸的是，它对精神病学给出了一个完全片面的看法。

该头条节目是Stephen Fry的《躁郁患者的不那么秘密的生活：10年之后》。像许多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一样，我非常尊重Fry对他心理健康的坦诚。

我也对他有着个人的同情：我们都是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拉特兰郡厄平汉姆学校的寄宿生（尽管他没有理由记得我）。

我们在那里的不愉快经历无疑塑造了我们此后的道路——多年后这些道路在心理健康方面交汇在一起——在我这里，是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和研究人员。

BBC关注的是一种极端的生物学方法对待精神病学，这种方法受到许多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质疑。

这种方法认为精神病学问题是独立的脑部疾病，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几乎不受个人不幸境遇的影响。

根据这种观点，精神病学状况主要是在基因易感的个体中无缘无故地发生的，是无法控制的终身病症，因此唯一合适的应对方法就是找到合适的药物。

然而，这种方法并没有得到最近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揭示了一个更复杂的故事。

首先，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地知道，像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这样的诊断并不是独立的病症。有些患者会同时经历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症状，这是很常见的。

此外，许多人在某个时候或另一个时候经历了严重精神障碍的症状，却仍然能够过上有成效的生活，而不寻求帮助。

例如，有一个国际性的罹患幻听的人的社群（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people who hear voices），其中的许多人在没有精神病学治疗的情况下也能过得很好。

严重精神疾病的结局比过去认为的要多变得多。

研究表明，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人即使不服用药物，也能完全或部分恢复——尽管恢复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

心理健康专业人士通常认为恢复是指从症状中恢复过来，而患者则更多地强调自尊、对未来的希望以及在社会中的有价值的角色等等的重要性。

当然，基因在使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患精神疾病方面起着作用，但近年来分子遗传学的巨大进展表明，当人们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ADHD甚至孤独症时，都涉及到相同的基因。

更重要的是，可能有数百甚至数千种基因参与其中，每种基因都增加了一点点的风险。

因此，正如美国遗传学研究员Kenneth Kendler所说：“精神分裂症的遗传风险在人类群体中广泛分布，因此我们所有人都有一定程度的罹患风险。”

阅读这篇文章的每个人都可能携带一些风险基因，当然，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多。

事实上，涉及如此众多基因表明，研究这些基因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带来治疗突破。（以亨廷顿病为例，这是一种可怕的神经退化性疾病，由一个具有已知生物学功能的显性基因引起。尽管发现了这个基因，但多年来仍没有出现针对这种遗传病最简单形式的医学疗法。）

而近期研究指出，许多社会和环境因素增加了心理健康风险。

这些因素包括童年时期的贫困、社会不平等和早期接触城市环境；移民和少数族裔身份（所有这些趋势都在朝错误的方向发展）；与父母早期分离；童年遭受性虐、生理虐待和情感虐待；以及学校中的欺凌。

在对童年创伤和精神病（psychosis）的所有研究进行分析后，我和同事们发现，接触任何这些童年逆境都会使精神病的风险增加约三倍，而那些经历过多重创伤经历的人则面临更高的风险。

事实上，童年不幸与未来精神疾病的关联在统计学上跟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关联一样强烈。

现在也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些经历会影响大脑结构，解释了许多精神病患者报告的异常神经影像学发现。

当然，还有很多成年人的逆境也会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债务、不幸的婚姻、过于苛刻的工作环境和失业的威胁。

可以说，人类痛苦的最大原因，是在痛苦的环境中与他人建立痛苦的关系。

这一切为什么如此重要？

首先，许多英国精神疾病患者认为，精神领域的服务对他们的生活经历关心不够。

用心理健康活动家Eleanor Longden的话说：“他们总是问你哪里不对，却很少问你发生了什么。”

患者通常会被提供强力药物（显然药物是有用的，但只能帮助部分患者），但很少提供可能帮助他们面对这些经历的心理疗法，甚至实际建议（例如，债务咨询可能对抑郁治疗有用）。

狭义的医学方法非常不成功，尽管很多人认为它应该成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癌症和心脏病等严重身体疾病的生存和恢复率得到了显著改善，但严重精神疾病的恢复率却没有改变。

那些在精神病学服务上花费最少的国家，严重精神疾病的治疗效果最好，而那些花费最多的国家，自杀率最高。

更糟糕的是，研究表明，纯生物学方法往往会增加与精神疾病相关的污名。

普通人越是把精神疾病当作基因决定的脑病，越不把它看作是对不幸环境的一种反应，就越倾向于回避精神疾病患者。

纯生物学方法很容易让人相信人类分为两个亚种：精神健康的人和精神患者。

最后，狭义的生物医学方法完全忽视了公共卫生层面。

鉴于证据，我们应该能够通过解决童年贫困和不平等、找出城市环境中哪些方面是有毒害的（毫不奇怪的是，靠近公园居住似乎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抵抗精神疾病的保护），以及确保所有孩子都能体验到美好的童年，从而显著降低心理健康问题的患病率。

有些可能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例如我们组织学校的方式）几乎没有被研究。

如果我们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观察试管里的东西，就无法创造一个心理更健康的世界。

这并不是说生物学方法没有价值，或者研究精神疾病的遗传学和神经科学没有意义。我自己也参与了生物学研究。

但是，将心理健康问题仅仅描述为脑病只会增加污名，使我们忽视其他可以帮助患者的方法，阻止我们建立一个更健康的世界，并在患者中引发疏离感、悲观主义和深刻的绝望。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