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引言

“童年总是会留下点儿东西，总是这样……”  ——玛格丽特·杜拉斯

成为父母，就像突然置身于孩子的身边、陪他去走一条因年代久远而早就被遗忘的、曾经是我们自己的道路。不期然飘过的香水味，可以把我们带回曾以为早已消失的记忆。但是，只有在遇到自己的孩子时，这么多被遗忘的时刻才会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来。皮肤、哭泣、笑容、呢喃、气味、探索、愤怒、感动……这一切把我们送回到不为人知的生命最初的那几年。于是，我们就像身处一台真正的时间机器，陷入到巨大的动荡之中。

在这一时期，新的发现一点点展开，爱的强大纽带编织起来。但在每一个家庭的核心，都会有这样一些时刻，好像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出了问题。

陪伴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引导才能让他们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面对他们强烈的好奇心和欲望，如何让他们倾听、重视、听懂我们想说的？又如何帮助他们应对办不到的事和被禁止的事，而不会失去憧憬和自由意志呢？

跟他们一起面对各种有关界限的问题，可能会让我们在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和怒气中被耗得筋疲力尽。那么，该怎么办呢？弗朗索瓦丝·多尔多[2]曾提出，我们应该以自己希望被迎接的态度来迎接我们的孩子，而不是模仿我们自己的父母，也不是试图站在我们所受教育的对立面。

那么，在生命最初的几年里，我们希望得到的是怎么样的语句、在场和支持呢？

要找到这个珍贵的晴雨表，我们必须跳出故事的套路和现成的答案，否则就会不断把界限问题简单化地缩减为“放任自流”和“专制独裁”两者的对立。如果我们能够放弃这个简单化的陷阱、而注重细微差别和复杂性，那么界限问题就能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支撑，一个人性化的、保护性的场所，可以释放和分享，可以思考和言说。孩子们可以由此成长、建构自我，并借助各种能给予他们支持的方式来找到自己的路。要做到这一点，界限就必须根植在游戏、愉悦和自由当中。

我们还必须记住，要守住的界限不仅有成年人的界限。儿童也有他们的界限，而且需要我们细心守护。必须要警惕某些传统的做法，不是让我们平和地交流，而是激起粗暴的对待，要深入地倾听在生命最初的几年是什么东西起到了重要作用。只有放弃把界限看成是赢得权力关系的赌注，我们才能为每个人的意识和无意识故事、为小孩子和我们的需要、为驱动着我们所有人的欲望和需要打开空间。

与此同时，还有很多的青少年在界限的问题上挣扎，自主性、学业、理想、压力、面对危害、与他人的关系等等。他们遇到的问题同样呼应着建立边界的最初那几年。在12岁、15岁或者17岁的年纪所经历的这些体验，恰恰是质询我们自身历史的宝贵机会，因为对青春期的记忆常常比幼儿期的更容易理解，可以成为我们着手解决界限这一重大问题的必要桥梁。

（一）界限的作用：保护性的法则

“某个东西不是因为它是法则就正确，而是因为正确才成为法则。” ——孟德斯鸠

界限是基础。它的第一个功能是保护我们：“不行，你不可以把头伸到窗外去”，“不可以一个人过马路”，“不可以玩刀”，“你可不能咬人、抓人、打人”，“你可以这么想，但好在想和行动是两码事”。需要学会放弃的，不是这些想法，而是危险的或者破坏性的行为。

米拉四岁了。她很有趣，聪明又快乐。一天在散步的时候，她用肩膀推了一下小伙伴，迎面就有一辆汽车驶过来。幸好有妈妈阻止了。

她的妈妈被这一幕吓坏了，问她为什么这样做，米拉回答说她想“看看死了会怎么样”！

童年会有童年的逻辑、好奇心、思考加工，有时会带来一些出人意料的冲动！对于危险的认识是随后才一点点到来的。在那之前，我们需要为孩子还不能保证做到的事情负责任。根据孩子的年龄，我们需要让他们远离一些贵重或者危险的物品、遮住插座、牵着他们下楼梯、在靠近敞开的窗户或者洗澡的时候照看他们。我们还需要一点点教会他们如何照顾自己。

这种保护者的角色，需要考验自身的恐惧，无疑是为人父母最大的变化之一。

       以合作伙伴的方式设置界限

只要不带羞辱和挑衅，设置界限就不是一种暴力。可是，我接待过一些父母，对设置界限的想法感到担忧、有时甚至惊慌失措。他们自身习得规则的过程会不会就是充满痛苦的？害怕设立界限是不是源于担心自己做得不好？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吗？是不是担心这会损害自己跟孩子的美好关系？担心这会让孩子受伤？还是让孩子生气？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都要相信，为孩子制定一项规则限制，完全不需要成为他的对立面。相反，我们可以让孩子明白，我们是合作伙伴，是盟友。

提米欧两岁。他把一岁半的萨沙从小自行车上推开，自己骑了上去。他的妈妈觉得不对，就责备了他：“你不乖！真是的！而且他还比你小。快下来，把自行车还给他。”

提米欧紧紧抓住车把手、竖起了眉毛。这时萨沙的妈妈介入了：“嘿，提米欧，你很想跟萨沙一样骑车是吧……本来他在车上很开心，可是你看，他现在很伤心。得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让你们两个都开心呢？我们拿个别的玩具给他？要不你们俩一起玩？还是你等一等呢？”听到这些话，提米欧慢慢松开了握紧的拳头，然后点点头从自行车上下来了。

类似于萨沙、提米欧和两位母亲之间的这一幕，每天都会发生在接待小朋友的场所，都会有类似的结果。向一个小孩传达某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并不是要他屈从，而是要让他看到界限的必要且不可动摇的特性，从而让他能够理解并支持这个限制。不过发现自己受了限制有时的确会带来一点伤心。要顺利度过这一关，我们可以带着共情来支持孩子，而不能让他们避免遭遇现实。就算会涌出伤心的泪水，这种时刻也是具有建构性的，因为正是对普遍存在的基本规则的发现，让每一个人学会了照顾自己、他人以及这个世界。在这一点上可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我会帮助你停下来”这句话可能会有所帮助。

给出解释和带着善意能帮助孩子认可我们想传递的东西，而不是对这个东西抱有敌对情绪。反过来，如果一个孩子在一次遭遇中受到了羞辱，那么除了感到挫折和愤怒，他还会对自己产生一种错误的认知。如果突然之间，他就因越界行为而被定义成了一个“咬人的孩子”，或者是“让人受不了”，那么他就会感到自己不被信任。大人的“不可以”就不再是一个防止走错路的路标，而成了对孩子整个人的一种否决。如果孩子为了取悦成年人、或者出于害怕报复而作出让步，他就不能和这一道在他看来伤害人的界限和平相处。我们每个人无疑都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如果与界限的相遇伴随着直指自身的敌意或者蔑视，那么这一回合就输掉了。羞耻、恐惧和怨恨，取代了在顺利传递的情况下界限本该产生的安抚作用。

      他人不是毛绒玩具

关于人类的关系，可以这样来表述基本界限：没人有权将自己的暴政施加于他人，哪怕是以爱的名义，哪怕爱得很深、很深。这一原则既适用于孩子对父母，也适用于父母对孩子！他人不是一个毛绒玩具嘟嘟，抱一抱然后就可以粗暴对待、折磨个够！“够了，我受不了了！”，“那我就不管你了，你四岁了，我再也不陪你上厕所了”，“我再也不会花两个小时来哄你入睡了”，“你的要求再也不会让我伤心哭泣了”……这都是些常见的话。在这些场景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恐惧、悲伤、对关注的需要……稍后我们还会详谈。不过，常常是因为难以听到和尊重他人的不同之处和界限所在，才会扰乱此中的关系纽带。

要跳出这些让整个家庭难以忍受的重复，就应该让孩子在力所能及的时候自己洗漱、自己上厕所。哪怕三岁之后他们可能还想要父母在场，但对这样的要求说“不”就为“人各不同”（chacun sa peau）设立了必要的界限。对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这些基本界限的学习，也贯穿于日常生活当中。随着孩子的长大，洗澡的时间同样也逐渐成为独立与私密的时间。这样一来，父母赋予了孩子自主权和独立应付的能力，并切断了依赖的纽带，这种依赖已经无法再毫无困难地放在身体这个层面上。如果没能走上这条道路，家庭成员就会在痛苦的关系中互相挟持。

在我们的关系中找到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作为孩子，我们都是从母亲的身体中出来的。所以，为了不把母亲看作是一所房子、自己的延伸或是一个实现欲望的机器，我们就得说出来、行动起来。

作为父母，我们生出跟自己不一样的个体，对之梦寐以求、寄予厚望、充满担心、满怀期待，日复一日地引导着他们。那我们有没有尊重孩子本来的模样？他们有没有做自己的空间？我们听到了他们的需求吗？如果我们不去表达自己的界限，孩子又如何能够表达他们的界限？哪怕在面对我们的责备时，愤怒、身体不适、某些举动、微笑等等，往往就是他们在用言辞传递信息之前、尝试去表达的界限所在。他们的哭泣常常说出了他们的痛苦、愤怒和拒绝，但如果我们否定了他们的哭泣，当作是讨人嫌的哭哭啼啼，或者糟糕个性的表现，那他们又怎能让人明白他们需要保护自身的相异性呢？

（二）界限的作用：平等的根基

“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

为了让强者的法则不至于变得至高无上，它必须植根于平等。在我们与孩子的关系中，这一原则依然是根本。从这一点出发，社会规则和父母规则的传递才能成为一份馈赠，而不是一场战争。只要孩子还没有独立，就需要我们提供一些参照，同时承认他们是完整的主体。要教会孩子与界限和解，领会到某些东西是必不可少、不可避免的，让他们接受现实，维护社会关系并关心他人，等等这些并不意味着要训练他们来服从我们的每一句话。此外，好好想想吧，如果我们期待孩子不经讨论、反叛和调皮捣蛋就刻板地服从，就是在期待他们总把别人的意志置于自身之上，就是让他们以为我们有无限的权力而他们只能束手无策。然而，如果他们赞同这样的叙事，就可能会消失在我们假扮或自诩的巨人的阴影之下，就像我们，也可能会消失在某种对他人对世界的绝对权威之下。

然而，真相恰恰相反：在基本规则面前、在危险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保护性的界限是对实在界、对某些具体自然原则的一种表达（要掉下来了、很烫、很滑、很重、很危险、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必须……等等）。成年人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获得了一些经验，让他们能在这一点上引导孩子。正因为基本法则适用于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谈论的是一个让我们能一起生活的“共同契约”，我们既是这一契约的摆渡者，又是担保人。

       提供一种平等的界限

要接受禁令，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这些规则实质上适用于所有人。大人做决定、小孩来遵守，重复这样的说法真的是和规则的重要性背道而驰。如果我们否认法律的保护性和平等的本质，通常就在不经意间引发了反叛的浪潮。这样的情景几乎是肯定的。

孩子们会运用无数抵抗的方法，来避免被动服从于父母的指令。为了理解小家伙们脑子里都怎么想，您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做个实验。向他们下达两三个命令，再加上一句“如果你能保持安静，就可以吃饭后甜点，否则我们马上就回家”，然后观察他们的反应。当然了，亲子关系和成年人的友谊关系本质上并不相同，但是我们对于听到的话所产生的反应和内心感受并没有多大区别，无论我们是三岁、二十岁还是五十岁。所以说，问题不在于让日常状况一天天恶化，而是我们既能对需要遵守的界限充满信心和保持坚定，又能尊重我们的小对话者。

例如，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两句话的区别：“把外衣穿上，这不是由你来决定的！”和“咱们得把外衣穿上，这样两个人就都暖暖和和的了”。后面这个句子，表达出我们体验着类似的东西并且相互支持。“咱们”（on）这个词将我们放在了一起，常常也是陪伴儿童和使交流畅通的明智说法。有可能我们的小家伙穿得耸肩缩颈的，仍然表露出他的不情愿或者不舒服，但只要我们陪在他们身边、去面对某个也跟我们有关、或者我们童年时也碰到过的知识或者放弃，权力的较量就消散了。

同时也不要误会：实施关系到所有人的界限，并不意味着就会抵达同样的可能性。当然，好在成年人的日常决定就能很好地引导小孩子。只是不要忘记，虽说在不同的年龄能发现不同的可能性，但是能把深入的信息给予我们的，是现实世界。“你可不能碰火啊，会烧到你的。我要是这么去碰火，也一样会被烧。这对所有人都很危险。现在我懂得安全地使用火柴，所以让我来吧。有一天你也会用，但是现在你还太小了。”贾里尔的爸爸是这样向儿子解释的。

向孩子表达说，他很快就能自己下楼梯，或者自己用小刀这样的信息，可以提醒他，他已经知道很多事了，并且肯定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勃勃兴致。这非常不同于跟他说，禁令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的话就是金科玉律。

      界限常常被权力关系挟持

要让界限具有建构性，就不能让它折射出成年人的全能。如果我们在家中就是这么使用界限的，如果因为担心受到严厉的报复、让父母失望、或是失去父母的爱，孩子的冲劲受到破坏，那么从长远来看，小孩们就有可能受到损害。

在此我想到了凯托，他是一名身材健壮的优秀工程师，依然在担心如果自己不按照家庭的要求去做就会令父母不高兴。面对他那位总是要求别人顺从、并散播恐惧的父亲，他不敢有丝毫的反对。他又变回了那个六岁的小男孩，忧心忡忡地寻求被爱、停留在大家长的恩典之中。

所以说，我们要为孩子选择不同的视野，哪怕需要花时间，去找到最恰当的方式来支持那些必要的传递，这对孩子和家庭的平衡是必不可少的。

（三）“界限”一词包含了多种现实

“要么我听从了你的命令，因为这不过是有助于我；要么我反抗你的命令，这同样让我感到羞耻，因为我能凭什么资格来反抗你。”——弗兰茨·卡夫卡

在我的办公室里，孩子和父母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界限呢？“爸爸总是在大喊大叫”，“她把我逼到忍无可忍”，“我把他当成了怪物，为此我非常后悔”，“最终我还是揍了他一顿”，“我被罚站墙角”，“我把耳朵塞了起来”，“一开始也不害怕！”，“我已经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了”，“我哭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吵架的时候，我跟他们说停下来”，“从她出生起我就一直为她担惊受怕”，“因为我很乖，所以圣诞老人会来的”，“妈妈不知道我长大了”。

对一些人来说，界限是拯救者，对另一些人来说，界限则因为无处不在而成了谴责、惊吓和罪疚。这是因为“界限”这个词，汇集了截然不同的各种现实。在这同一个词中，混杂着基本的禁令、对自己与他人之间边界的尊重、还有某个权威所制定的规矩等等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向孩子发出的指令往往揭示出父母和照顾者们内心的界限。年长者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传递的这些规则，大部分只不过是跟他们自己的信念有关：吃得清淡健康还是一定要把盘子里的东西都吃完、好好睡觉还是不可以睡懒觉、要聪明机灵还是保持稳重听话、每天泡澡还是节约用水……在这些场景中，有时候我们不该忘记，孩子是不同于自己的人。他的行为和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应该由他本人去发现自己的潜力。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反过来，每一代人都严格遵守前人制定的规则，我们不就倒退回几千年前了吗？同样的行为被无限地重复。在一个精心设计的框架下只有完全的寂静，一切都纹丝不动。可是，生命是流动的、丰富的、不可预知的，人有时也会对界限提出质疑。小孩子几乎总在质疑：不友好、不好看、不干净、不听话……

所以，请不要掉进这样的陷阱，以为并且让人以为他人在攻击我们，而对方只不过是在做他自己。孩子不是学舌的鹦鹉，也不是竞争对手，想法不同并不是在挑衅别人。当然，下一代也要像我们一样适应周围环境，但是如果自我强加的指令太过僵化，就会迅速损害联接的快乐，让我们没法处理自身的需求和感受，也没法应对孩子的需求和感受。

      日常生活中都会涉及哪些界限？

在界限一词之下，同样有可能隐藏着某种界限，既不是保护性的基本禁令，也不完全是下令的父母个人的界限。事实上，来自早期的未经思考的禁令也可能会突然闯入我们的家庭。

陪伴孩子有时的确会让我们失去耐心，这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经常地、或者突然地发火，那就要明白是为什么。

如果我们在吃饭、秩序、洁净或者礼貌等问题上会怒不可遏，也许我们会以为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自问，为什么会如此重视一个似乎并非如此关键的问题，对于向孩子反复强调的这个界限，我们真的搞清楚了吗？在这个特定的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危险还是焦虑？我们在两三岁的时候是不是为此遭到过嫌恶？我们是否为此遭受过暴力教育？如今我们跟饮食、声响、睡眠、学习、上下级关系、秩序、洁净等还保持着怎样的关系？

当我向同事或者我接待的家长们提出这些问题时，答案如出一辙：有可能这些紧张关系凝结着我们小时候缺失的东西，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大发雷霆都反映出那些曾经粗暴打击过我们的规则。

瑞贝卡在托儿所工作，她和颜悦色地安排着日常活动，但是当她不让小孩子带着毛绒玩具参加活动的时候，语气很快就会激动起来。有一天，当我们谈到这一点时，她突然想到了自己的毛绒玩具，在她五岁的时候被她母亲很不屑地扔进了垃圾桶。

弗兰克无法忍受儿子流泪，他意识到自己的父亲只要一听到他哭就会狠狠地摇晃他[3]。

苏茜的妈妈在女儿吃饭的时候总是精神紧张，就像她妈妈在她小时候一样。

就这样，如果父母的教条被粗暴地强行灌输给我们，那我们往往就会继续相信其重要性。如果没能辨认出过往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们就会不自觉地以相同的方式重复这样的场景。这样一来，打击过我们的狂风暴雨就有可能通过一部令人生畏的时间机器来波及到我们的孩子。这些场景的再现，违背了我们内心最初的感受，即期待这些规则会以不同的方式传递给我们。与此同时，我们的孩子会越来越强烈地反抗，如果这些粗暴的言行继续渗入日常生活，风险就是他们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尽早地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从深层改变家庭关系的性质，从而避免将来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