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go and Reality 自我与现实（1951）

Hans W. Loewald, M.D.汉斯.罗伊沃尔德

庄周梦蝶，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梦里的蝴蝶并不知道自己梦醒后是庄周，醒后的庄周也很难想象自己深切的体验过自己是一只蝴蝶。

小时候的荣格坐在石头上开始思考：现在 我是坐在石头上的我呢？还是上面坐着那个他的石头呢？30多年后，荣格再次回到石头旁，小时候神秘之火再度在心中点燃，苦思冥想的究劲是我呢？还是我是石头的孩子？

想象与现实，真实和虚幻，主体和客体，分离与融合，我和你/她/他/它，有时彼此独立存在，有时成为矛盾的两端，有时两者间却产生了美妙的链接和神奇的体验，罗伊沃尔德此文也许可以带给我们启发。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我们习惯于把自我Ego和现实reality的关系看作是一种适应（adaptation）或调节（adjustment）。所谓的成熟的自我Ego——即已经放弃了快乐原则（Pleasure-principle），将其替换成了现实原则（Reality-principle）。自我Ego不再遵循驱力满足的直接路径，去不顾后果地对做现实的要求，也不沉溺于幻想性的愿望满足（hallucinatory wish-fulfilment），而是测试一下外部现实（tests external reality）并根据其思考和行动，使得思维和行为都适应于现实的要求。这个关于自我Ego和现实Reality之间关系的概念预设了一种本质上的对立，并且这种对立必须被桥接或克服。然后，才能使现实中的生活成为可能。

Freud的《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中，称自我Ego是“边境地区的居住者the dweller in a borderland”，因为自我Ego尝试在世界和本我ID之间作调节（mediate），让本我ID去遵循这个世界的要求，使世界适应本我ID的欲望。从Freud关于自我的第一个概念中我们知道了，自我Ego代表了在精神装置里的压抑性和防御性的代理机构（repressive, defensive agency）。之后，Freud又强调了自我Ego的综合功能（synthetic function），他提及：自我是一个以致力于统一（unification）、综合（synthesis）而著称的组织。然后Freud倾向于将这个综合功能看作是一种防御。在《自我与本我》一文中，Freud生动的描绘了自我Ego的不幸的角色，像一个三明治被夹在本我ID和世界（也是超我Super-ego）之间，总是尝试在两个主人之间找一种妥协（Compromise），并且去满足（Satisfy）两个主人，以及抵抗防御他们的不同的要求。然而Freud对自我Ego的防御功能的认识一直以来都在自我Ego相关的概念中占据主导位置，也一次次地在精神分析思维中掩盖了自我除了防御作用之外的其他方面。

Freud还描述了自我Ego的特征，作为“本我的一种门面，前台，就像本我ID的外部皮层。我们知道，外层的特殊特性是在于其在边界对外部的介质的调节作用。因此，我们把自我想象成精神装置的表层，和本我的表层，并被外部世界(现实reality)的影响来修改。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了关于自我Ego的以下图像：自我是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之间的调节器（mediator）（也是外在现实和本我ID之间的调节器），是一个组织性的代理（an organizing agency），倾向于综合（synthesis）和统一（unification），并对抗分散且个人主义的本我ID。从遗传学角度来说，自我Ego因外部现实影响的修改而区别于本我ID；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自我Ego是本我ID的外在皮层，因此与内层本我Id有所不同。外在现实的影响带来了自我Ego的产生，但外在现实在本质上也被看作是具有威胁（threatening）的和敌意的（hostile）。相应的，自我Ego的主导功能是防御性的，不仅仅对抗着现实（reality），同时也对抗着忽略现实的本我ID的内部世界。自我Ego处在一个岌岌可危的位置，被来自三处的力量危险（外部现实External reality，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因此自我Ego也非常容易受到内部冲突和干扰。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自我起源的唯一说法是，它通过与本我ID接壤的媒介（外部世界）影响的修改，使得自我Ego逐渐从本ID中分化而来。这个修改是如何实现的? 自我Ego又是如何发展的？

罗伊沃尔德从Freud的《文明与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摘录一段话，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解释。Freud在第一章中指出，成人的自我感受（Ego-feeling）必定有一个我们可以尝试去重建的发展过程。新生儿还不能把自我Ego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一些刺激源可以任意时刻都可以给婴儿传递一些感觉（sensation），使得婴儿接着可以开始识别自己的身体器官（body organ），而另一些刺激源时而可以向之前这样传递，时而却不能。像这里所指的后一种刺激，其来源中最重要的就是母亲的乳房（mother's breast），妈妈的乳房并不总是可用的。正式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第一次像一个“客体”一样的东西构成了，外部的对着内部的，并在两者之间有了边界（border）。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当我们在发展的这个阶段谈论客体和自我时，这些术语描述了之后结构的最原初的开端。自我、本我和外在现实在它们最原初、最萌芽的阶段变得可区分。这种状态可以用“自我脱离外部世界”来表达，或者更正确地说:自我脱离外部世界。最初，自我包含了一切。弗洛伊德说，我们的成人自我感觉（ego-feeling）只是萎缩后的残余，这些残余来源自于无所不包的亲密连接的感觉，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与环境的统一的感觉。

换句话说，自我的心理构成与外部世界携手并进的。如果一切都包含在初生婴儿的原始的、不受限制的自恋的统一的感觉（unitary feeling of the primary, unlimited narcissism）中，在那里，嘴和母亲的乳房仍然是一样的，没有所谓一个“客体”的存在，即一个事物在另一个事物之外的存在。另一方面，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也不能说自我是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调节者（mediator），因为在这个世界里还没有什么需要调节的。婴儿反复体验到，在他原初的感觉里自己的一部分，但并不总是可用的，这种分离开来的反复体验导致了自我Ego的发展，它必须组织（organize），调解（mediate），统一（unify）。弗洛伊德在他《论自恋On Narcissism》的文章中已经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自我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在于远离原始的自恋（Primary narcissism）"。

很明显，为了对应原初自恋阶段（primary narcissistic stage）的原初自我（a primary ego），或者说前自我（pre-ego），我们必须构想原初客体（primary objects）和原初现实（primary reality）;更进一步，这个原初现实，以及它的后续发展阶段，这个原初的现实与作为成品的“现实”非常不同，后者成熟的现实与“成熟的”自我the 'mature' ego有关

到目前为止，自我的发展理论的思想趋势似乎是这样的:自我被描绘成精神装置的皮层。这一层是通过不断增加的张力关系而形成的，这一张力关系存在于有机体的精神装置和后来被体验到的外部世界之间。

从生物学中借用的形象，类似于生化系统由两个阶段组成，被膜分开，两个相邻的介质力之间的动力相互作用关系就形成了“膜”，因此膜是结构性的表现或结晶，也是两种介质的力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结果。

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在连续的阶段中，成长中的婴儿和儿童逐渐远离最初的自恋，那时还没有什么界限将他和“外部世界”分开。与母亲关系的发展是这一成长过程的代表，尽管这不是孩子长久以来唯一与之相关的“外部”。从生物学上和心理上来说，从母亲那里越来越多的解放（Emancipation）导致了日益增长的紧张。母亲和孩子越不合而为一，他们就越成为独立的实体（Separate entities），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力量就越会有动态的相互作用。当母亲变成“外在”，孩子变成“内在”时，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张力系统。在婴儿和母亲之间，力比多的能量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当婴儿(嘴)和母亲(乳房)不再相同，或者更甚，不再是一个整体（one whole）时，婴儿和母亲之间的力比多的流动起源于一种重新建立原始统一的冲动（An urge towards re-establishing the original unity）。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力比多客体的初期结构（the beginning constitution of a libidinal object）开始构成了。从母亲的解放，包括了孩子和母亲之间的张力系统，指向母亲的力比多驱力和母亲指向孩子的比多力驱力——这种解放和张力在性心理发展的性器期阶段达到顶峰，导致了俄狄浦斯的情景，并导致了超我的出现。

远离原初自恋的发展，就是自我的发展，这一发展通过阉割情结在俄狄浦斯冲突的解决中达到最顶峰。阉割的威胁（The castration threat）对抗着人指向母亲的本能冲动的满足,所以母亲被放弃了作为欲望的客体,这种放弃也被视为代表现实的要求（ demands of reality, 屈服于阉割的威胁（ the submission to the castration threat）看作是基于现实原则建立自我的决定性的一步。

这个性心理发展的示意图对于我们目前的意图是足够的。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俄狄浦斯冲突、阉割情结等术语中所浓缩的东西，是作为一个长时间内发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或一个冲突。包含在诸如俄狄浦斯冲突、阉割情结等概念中的时间维度，以及自我和现实概念中的时间维度，都没有被充分地语言化强调，所以很容易从我们的思考中被忽略。英国学派的研究，特别是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研究表明，俄狄浦斯、阉割情结、超我，都有前驱物或前发展阶段，比弗洛伊德最初假设的要早得多。费伦齐Ferenczi在他的括约肌道德概念中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当我在这里谈到俄狄浦斯恋母情结和阉割情结等时，我把它们理解为过程，而不是任何局限的事件，而它们的名字最初来源于“创伤事件”，充其量也可以被称为相关过程的代表而已。

如果我们把俄狄浦斯冲突和阉割威胁理解为现实需求的原型（（Prototype of the Demands of Reality）），就应该清楚，对弗洛伊德来说，现实的概念是多么强烈地与父亲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说，对弗洛伊德来说，父亲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人物，必须与之斗争或屈从。这是《图腾与禁忌》的基本原则，也是他后来关于宗教起源的著作(《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的基本原则。

而现实则由父亲所代表，他是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嫉妒的力量，干扰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迫使孩子屈服，从而寻求父亲的保护。面对充满敌意的现实的威胁，我们不得不屈服于它的要求，即放弃母亲作为力比多的对象，承认并服从父亲的权威。然而事实上，以上角色可能没有很好地定义，甚至颠倒，母亲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才代表权威和现实的要求，而不是父亲。这对本文的意图的说明并不太重要。

这次讨论中的重要的一点是，对弗洛伊德Freud来说，现实被视为一种外部力量，最典型和决定性的代表是父亲的形象，他积极地影响着孩子的心灵发展，而在这过程中，自我本质上是以防御的方式，变成了心灵装置内的防御机构。这种干扰直接指向对母亲的力比多欲望的满足的努力，在现实(父亲)的攻击下，精神装置（Psychic apparatus）经历了一系列的修改（modifications）、压抑（Repressions）和其原初倾向的偏离（Deflections），其结构化的表征就是自我。

另一方面，我们从自我的发展中了解到，作为一种远离原初自恋的发展，从一开始，现实并不在外在，而是包含在原初自恋的前自我中，之后变成如Freud所言的，现实脱离了自我。因此，从基因上理解的，现实并不主要是外在的、敌对的、与自我格格不入的，而是与自我紧密相连的，最初甚至与自我没有区别。

我相信，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这两个现实的概念从来没有相互妥协，但毋庸置疑，前一个概念，即现实作为一种本质上敌对的(父亲的)力量，对Freud来说仍然占主导性的。

在他对宗教情感起源的讨论中，他认为这是一种尝试处理现实的危险，以及父亲的冲突，和对他的保护的需要和渴望，这些是最突出明显的。对宗教的需要衍生于孩子无助的感觉和对父亲的渴望，这对我无可争议,尤其是这种感觉不仅简单来自于童年时光, 而且会一直存在着——即对命运巨大力量的恐惧。在童年，我找不出有什么东西比父亲的保护更有力的了。”这又回到了《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中，对父亲的渴望被描述为“所有宗教进化的根源”。在同样的联系中，弗洛伊德写道:“在这种进化中，我无法指出伟大的母性神的位置，它们可能在任何地方都先于父性神。”再一次，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因此‘海洋般的’这种感觉所扮演的角色，它试图恢复无限制的自恋，却不可能占据首位。宗教态度的起源可以清晰地追溯到孩子的无助感。这背后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但就目前而言，还未揭开原因。”

因此，宗教情感被理解为源于对敌对现实力量的应对。父神的创造是对父亲帮助和保护的需要的表达，以避免父亲所代表的现实阉割。对父亲的渴望，寻求父亲的帮助和保护是一种防御性的妥协，目的是为了与他的优越，敌对的力量达成妥协。宗教情感可能包含与原初自恋阶段相关的元素，在这个阶段，“现实”包含在原初自我中，因此，与母亲有关的这些思考，这一观点如果不被拒绝，就会被认为是晦涩难懂的，充其量是次要的，而且是有异议的。

在《文明及其缺憾》的一个重要章节中，弗洛伊德Freud承认他不愿意深入研究自恋或相关阶段的原初的、被掩埋的心理层面的深处，并对其进行研究。Freud在《梦的解释》有着骄傲而叛逆的言论：“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发邮件给我们”，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这里却提到:“在玫瑰色阳光下呼吸的让他深感欣喜”，而不是必须作为潜水员，跳入幽深黑暗的海洋。然而，他在同一本书中，他也提到了“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很少被讨论”。这里指的就是，除了后期发展阶段之外，原初阶段心理的生存问题。Freud并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可以假设，这种原初的自我感觉（Primary ego-feeling）或多或少地保存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它会像一种与狭窄的、轮廓更清晰的成熟自我感觉相对应的东西一样共存，而属于它的概念内容正是无限制的延伸的概念以及与宇宙的一体性（oneness with the universe）"

让我们试着采取一些步骤来澄清现实的问题，看看我们是否能使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更接近彼此

在最初的自恋阶段，正如我们知，还没有自我ego面对客体。这是一个未分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婴儿和它的世界仍然是一体的，只是刚刚开始彼此分化，这也意味着精神装置本身分化为它的结构元素仍然处于休眠状态。在他关于自恋的论文中，弗洛伊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驱使我们的精神生活超越自恋的界限，将力比多依附于客体的必然性从何而来?”他试探性的回答是:“当力比多对自我的投注超过一定程度时，我们就被驱使。”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说，在最初的自恋状态中，还没有这样的客体。因此，我们不应该说超出自恋的边界指向客体，而应该说从最初的整体或一致的阶段分化为自我与客体。正如Freud表达自己：:(原始的)自我将外部世界从自己中脱离出来。

两种类型的力比多，自我力比多和客体力比多，从遗传学上起源于同一源头，即力比多的初级自恋阶段，在这个阶段，自我和客体还不能像这样区分。令人迷惑地是，弗洛伊德经常称这种最初的自恋性力比多为“自我-力比多（ego-libido）”，对于后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的完全发展的自我，他使用了自我ego这个词，而对于原初的、无结构的、自恋阶段的精神装置，他也使用同样的自我ego这个词。

在这一点上，下面的表述似乎更合理的:自我与现实的关系，并不是外部力量强加于自我，而自我开始防御这种外部力量，也并不是外部力量与自我无关。自我与现实（或客体），之间的联系（Relatedness），不是从最初不相关的两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发展到彼此开始有联系，而是相反地，自我与现实（客体）是从统一的整体分化为不同的部分。母亲和婴儿不是两个个体在一起开始发展了亲密关系，而是，婴儿出生脱离了母亲，因此原本本是一体的他们，变成两个个体，才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才成为可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和现实的出现与痛苦和焦虑无关，可以说，没有抵抗; 或者，对于观察者来说，没有世界，没有环境能给生物体发送刺激。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只是这个世界是如何在心理上构成的问题。我们想要强调的一点是，自我和外在现实之间的界限是在一种原初状态中发展出来的，在这种状态中，心理上没有界限，因此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正是从这里，我们才能理解自我的综合、整合功能。自我调解、统一、整合，因为它的本质是在现实的越来越复杂的分化和客观化层面上维持最初的统一。面对不断成长的人与外部世界日益分离的情况，自我ego维持或不断重建这种统一，自我通过整合integrating和综合synthesizing那些似乎离得越来越远的东西，那些越来越不相关的部分。以代理机构的组织意义上来说，自我的这些运作也使得其构成了ego组织。

俄狄浦斯冲突将是个人与环境日益分离的一个非常决定性的步骤。从这个角度来看，孩子和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系统，通过父权阉割的威胁，被转调（transposed）到一个新的整合水平（a new level of integration）

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根据上述的考虑，我们有理由去审视自我的防御功能。自我（心理装置）本身防御的不是现实,而是现实的丧失（the loss of reality）,也就是说。现实的丧失就是与世界整合的丧失( the loss of an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比如，存在于和母亲的力比多关系之中,也存在于在父亲似乎阻扰下的俄狄浦斯情况之中(阉割的威胁)。

那么，我们是否提倡从“父亲式”的现实概念转变为“母亲式”的现实概念呢?在这里，我们必须重新开始，重新考虑孩子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考虑了他们之间积极的力比多张力，各种因素，尤其是父系阉割威胁，干扰了这种张力。我们一直坚持这种阉割的威胁不能被认为是“现实”的原型。现在必须补充的是，虽然它不是现实，但它是构成现实的一个因素。问题是，如果这个因素仅仅被看作是一种敌对的、阉割的、要求自我防御的因素，而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这个因素是否真的被充分地描述了呢？

我们已经看到自我和现实在彼此的结合中逐渐进化;心灵装置经历了一系列的修改，压抑，偏离其最初的倾向，重新建立最初的自恋统一或与环境(母亲)的身份。在(父系)阉割威胁的干扰影响下。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我们称之为自我和现实的结构。

很明显,没有任何“干扰”就没有自我或现实的发展，(而实际上这种干扰，如父亲的阉割威胁仅仅是一个代表而已, 在个体出生以后的生活中，很多事件也会成为婴儿的干扰，比如，当第一次乳房无法获得或离开的时候, 之后的断奶，如厕训练的时候，等等)。

因此，父权阉割威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将代表对原初自恋阶段的干扰。在这种阶段中，自我和现实还没有进化成不同的结构，因此这些干扰将是它们发展的必要刺激。因此，它是构成现实(和自我)的一个因素。但这简简单单是一个“敌对的”因素吗？

此篇文章认为，在整个精神分析文献中，明确或者隐含地假定，阉割威胁本质上是父系的。即使在讨论阉割威胁的母性方面时，对它的恐惧也被理解为对子宫的恐惧，在最后的分析中，这些通常被理解为来自对在阴道或子宫内幻想的父系阴茎的恐惧。琼斯Jones引用了凯伦·霍尼的特别观点，这种女性生殖器的恐惧，无论是在外部还是隐藏在阴道内的，不仅早于对父亲阴茎的恐惧，而且比其更深且更重要;事实上，很多对父亲阴茎的恐惧是人为提出的，以掩盖对女性阴道的强烈恐惧”。

在我看来，似乎有临床材料支持“对阴部的恐惧”这一论点，这种恐惧早于对父亲阴茎的恐惧，而且独立于此，无论我们是否是否同意凯瑞·霍妮的观点,即这对阴道的恐惧源于男孩的受伤的自尊,当他知道的阴茎无法满足母亲的。(这个解释触动我的是她接触到了以上问题的表面)。这种对女性的恐惧被一些病人这样表达，比:被淹死,被吸入,被压倒，表达在性交方面或者和母亲的关系方面, 尤其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或者在父亲还不太重要的时期。

如果我们假设“阉割”威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源于母性，在上述意义上，这个组成部分不能被描述为干扰了原初自恋阶段。相反，它将是一种对原初自恋阶段的持续存在或者重建的威慑，也阻止了将刚发展的自我被吞噬到最初的统一中。

我们在这谈到的这个“阉割威胁”截然相反于，干涉母婴联合到后来干扰后来的母婴力比多关系的父系的“威胁”。为了对抗被吞噬一切，压倒一切的子宫的威胁，而和父亲站在一起，去否认对抗与母亲的力比多关系。为了对抗这种母亲吞噬的威胁，父亲的位置不是另一种威胁或危险，而是一种强大力量的支持

的确，自我ego永远处于一个四面楚歌的境地，必须在强大的力量面前保护自己。但危险并不都在对原初自恋阶段及其遗传衍生物，即对母亲的性欲的挫败和威胁方面。另一边也同样危险，在那咄咄逼人、势不可挡的母亲那边。广义上来讲:心灵装置和环境原初统一和一致，是未分化和无结构化的，对自我来说是一种危险，就像“父权阉割威胁”的要求完全放弃ego一样。为了对抗留在或退回到没有结构的统一体的威胁可能性，从自我出现时，就与强大的父权力量站在一起。有了这种力量，人们开始尝试早期的认同，这种认同先于俄狄浦斯情结并为之做好准备。弗洛伊德在谈到父亲形象“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时，似乎想到了父亲形象的这一积极、非敌意的方面(在后来由于阉割威胁而被动认同之前)。小男孩对他的父亲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兴趣，他想成为和像他一样的人。这种行为与对父亲(或对一般男性)的消极或女性化态度无关，相反，它是一种非常男性化的态度。它并不与俄狄浦斯情结对立，但有助于它的准备。”更进一步说，男孩在心理上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依恋，对母亲的依恋是一种明显的性欲客体的灌注，对父亲的依恋是一种理想化的认同。这两股力量相遇，相互调节，形成了俄狄浦斯情结。

父亲的形象，在这个观点中，我们可以从上面引用的弗洛伊德的段落中得到支持。这种父亲形象不是主要敌意性的，也不是代表了阉割的威胁——男孩通过被动的屈服和/或反抗来应对。这种更早期的阶段，在我看来，对自我(和现实)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积极的地位与女人主动，非被动，认同的建立; 这是一种超越屈服和反叛的身份认同。

似乎在精神分析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有其他的观察，主要的重点放在次要的、威胁性的父亲意象上。此外，父亲意象的这种威胁性也被理解为现实的人类意象的代表。于是，自我被看作是发展起来的，一部分是对这种现实的服从，一部分是对现实的抗议。

前面的分析讨论让我们假设了两对与父母形象的关系:

(1) 关于母亲，这是一种积极的力比多关系，从最初的自恋阶段发展而来;还有一种防御性的，消极的，对子宫的恐惧，害怕和她回到最初的无结构化的身份认同状态;

(2) 关于父亲，与父亲是一种积极的、“敏锐地男性化”的认同，这对抵御子宫的危险有强大的支持;也有父权阉割威胁的防御关系。

早期对父亲的积极认同，以及对吞没母亲的恐惧，这两种力量都进入了俄狄浦斯情结，构成了它的组成部分，就像与母亲的积极的性欲关系和对父亲阉割的恐惧一样。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层面上，被称为父系阉割的威胁，现在被理解为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后来的基因上的敌意(阉割)威胁，一个是早期对“理想”的积极认同。同样地，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层面上，被描述为与母亲的积极的力比多关系，也被理解为由两部分组成:与母亲结合的需要和对这种结合的恐惧。需要声明的是，由于对子宫的恐惧不能根本上地解释为对父亲阴茎的恐惧，所以对父亲的积极认同简化为对他阉割威胁的恐惧屈服。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自我调节、统一、整合，因为它的本质是在越来越复杂的分化和客观化层面上维持源自最初自恋立场的原初统一。而后俄狄浦斯情结层面的现实正是由这些特点、分化和客观性构成的，后俄狄浦斯情结层面的自我正是在其整合的、组织化运作中发展出来的。在父母关系(代表这一发展的经验基础)方面，原初一致分化为力比多张力系统——孩子-母亲。在相互强化中，对父亲的原初认同和“对子宫的恐惧”推动了这个张力系统的进一步结构化，这是通过对母亲的持续的力比多的冲动而维系在一起的一个系统。父权阉割威胁作为进一步的分化的刺激作用，也是力比多客体的构成。

在这个观点中，“自我”身份和“现实”的无结构化的空（nothingness）代表着一种威胁，就像父权阉割威胁一样深刻和可怕。这是子宫吞噬一切的威胁。对子宫的恐惧和对阉割的恐惧，可能都是强大的防御动机，但不仅仅是对现实的防御。它们威胁着现实的丧失。如果自我被从客体上切断(阉割威胁)，现实就失去了;如果自我和现实的界限消失了(子宫的威胁)，现实也会消失。失去现实总是意味着失去自我。现实的丧失，在这里所指的意义上，并不意味着现实的“一部分”消失了(而“另一部分”保留了)。这意味着自我-现实的整合下沉，退回到组织的早期层次。我们在临床或实验的退行状态中观察到的不是客体的丧失，而是这些客体变得不那么客观了。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自我和现实退行到一种神奇般的整合，而在在精神分裂症症状中，它们再度进一步退行。当存在的自我-现实整合受到威胁时，在自我的组织活动中，他们在不同的层面上重新整合。

在丧失客体-关系的危险和丧失自我-现实边界的危险之间，自我追求着整合现实的过程。虽然与母亲的原初自恋身份永远构成了自我和现实的最深层的无意识起源和结构层，也是自我“朝着统一、综合的强大的动力，这个原初的身份也是最深层恐惧的来源，它促进，在对父亲的认同中，自我对现实的逐步分化和结构化。

因此，在自我和现实的构成中，父母角色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矛盾关系。在有关自我发展和自我结构的精神分析理论建构中，对母亲的积极的力比多关系和对父亲的敌对-顺从关系，即使没有导致对子宫的恐惧和对父亲原初积极认同在自我构成中的作用的忽略，也让其被蒙上了阴影。尽管引入了原初自恋的概念和对早期自我发展的研究，但现实的概念一直被强调父亲阉割的威胁所主导。我试图表明，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自我和现实，有必要详细阐述早期自我发展的含义。自我和现实不能被分开考虑，因为它们在自我-现实整合的连续阶段共同进化发展。

这一方法对自我-现实问题的一些暗示将在下面的评论中指出。需要明确的是，上述自我-现实发展的概念并没有否定或忽视幼儿攻击性、焦虑、罪恶感等在自我形成和现实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相反，如果在上述背景下看到这些现象，就应该进一步理解这些现象。婴儿攻击的各种过程、整合和投射的各种阶段被认为是原初自我活动的早期阶段，其综合和分化仍然是比完全发展的自我相对抽象的活动更为具体的活动。内省和投射是自我活动的早期阶段。在开始阶段，就像在一些精神失常中一样，很难区分注入和投射，因为“内”和“外”之间的界限仍然是如此初级和流动，这两个术语表示同一过程的不同方向，而不是两个不同的过程。

这就导致了精神病性的问题。保罗·费德林(Paul Federn)对我们理解自我心理学和精神分裂心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指出了精神分裂障碍中自我界限的丧失the loss of ego boundaries。他认为这是自我界限的丧失the loss of ego boundaries，而不是现实的丧失loss of reality或退缩withdrawal from reality，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过程。精神分裂症患者并不是主要通过退出现实来保护自己，而是现实以一种退行的方式改变了它的特性，以至于自我和现实之间的界限(这也意味着:自我的边界和现实的边界)变得流动，并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这是退行到到更原始的自我-现实整合阶段（regression to more primitive stages of ego-reality integration）。这应该会给精神分裂症的移情问题提供一些线索。Freud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进行精神分析，因为他们没有发展移情。如果移情被理解为一种客体的关系，这是正确的。但精神分裂症患者频繁体验到是，突如其来的，极其亲密(extremely intimate)的移情，既有仇恨，也有爱，与治疗师的关系似乎跨越和忽视了现实的条件和对现实情况的考虑，治疗师也能体验到这些。这种移情不是一种客体关系(object relationship)。这是与他人关系(relatedness to others)的早期阶段，更接近最初的自恋和神奇的一致性和相互影响(narcissistic and magical feelings of identity and mutual influence)。许多分裂患者（schizoid people）对他人的极度敏感，即“第六感（sixth sense）”，以及他们的关系的共情性质，以上都是由于与其ego—reality阶段与早期阶段相似，更多流动性（more fluid），更少分化（less differentiating）的自我—现实整合（ego-reality integration）。

除非我们看到魔法般的性质不仅存在于自我ego方面，而且也存在于现实reality方面，否则就不可能把握这种不同的自我-现实整合的全部意义。在这个阶段，不仅仅是自我ego，拥有魔法般的力量或者本身就是一种魔法般的力量，现实也是一种魔法般的力量。婴儿与母亲的共情关系是相互的;不仅婴儿与母亲进行共情交流，母亲也与婴儿进行共情交流。这种关系的魔法性质可能会被孩子体验到，不仅是一种魔法般的一致性或积极本质的交流，而且是一种威胁性的，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not only as magical identity or communication of a positive nature, but also as a threatening, overpowering force）。全能感（Omnipotence）不仅仅在自我ego自身以内体验到自己是这样，并且自我ego体验到现实reality也是无所不能的，与此相反，自我Ego可能体验到自己完全地无能（completely impotent）。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神经症性和精神病性的退行现象，这些考虑必须被考虑在内。

在自我的形成过程中（formation of the ego,），力比多Libido并没有转向那些——可以说是，已经做了准备，等待被转向的客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现实Reality从最初对于自我的无边界，到后来与自我的魔法般的沟通，最终成为客观的（objective）。当自我ego从原始的开端经历它的转化,因此力比多libido和现实经历了其转化的阶段stages of transformation, 直到自我EGO,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它的“充分发展”,拥有一个客观现实（an objective reality）,脱离自我ego自身, Ego在现实之前, 而不是在现实里面，仍然在在自我Ego的合成活动（ego's synthetic activity）中持有着现实reality（Ps：自我跳脱出了原始的精神装置—原始ego<里面ego和object不分化的>，Ego用更高级的功能依然保持着跟现实Reality整合的链接，这时候的现实就更客观，与自我分化得越开）。于是自我Ego的力比多就变成了客体关系。只有这样，自我才能生活在我们所说的客观现实中（an objective reality）。在自我形成的早期阶段，自我并没有客观地体验现实（not experience reality as objective），而是生活在自恋和魔法般的现实的各个阶段，并体验着这些阶段。

之前提到过，Freud提出了早期自我阶段与晚期自我发展阶段并存的心理生存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被研究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人们，我们会发现，这不仅仅是前阶段自我-现实整合的生存问题，而且人们在生活的不同时期、不同情绪和情况下，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每天都有相当大的变化。事实上，人们似乎越有活力alive(虽然不一定更“稳定”)，他们的自我—现实水平的范围越广。也许所谓的完全发展（fully developed），成熟的自我并不是固定在的最高或最新发展阶段，将其他自我ego抛在身后（比如原始自我），而真的完全发展是——自我Ego以这样一种方式整合了它的现实，即更早期和更深层次的自我-现实整合仍然运作着，作为更高的组织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