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1896年

     家庭生活

     1896年年初，他给一个特殊的朋友弗里斯写信说：“我可怜的玛莎过着艰苦的生活。”玛莎，他的妻子，在1895年末给他生了第6个孩子（即后来继承了他衣钵的安娜）。结婚9年，已经有了6个孩子，尽管玛莎精力充沛，努力地抚育孩子，维持事务，但这实在是很重的生活负担。1895年她的妹妹米娜就经常暂住过来，帮助姐姐照顾这一大家子，来年就长住下来，玛莎终于有了得力的帮手。

弗洛伊德和玛莎（结婚照）

     实际上米娜也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能给弗洛伊德精神上支持的人。在弗洛伊德与玛莎订婚后，他就一直给米娜写信，倾诉心事。1886年，弗洛伊德结婚的时候，租了一个很气派的公寓，他给米娜写信道：“对我来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尤为特别的：[…] 我在维也纳有最美的居民楼的大公寓。我所有的草率之处在于：我迎娶我的妻子，还装得好像我可以负担得起这一切的似的。”而就是这个大公寓，其实是在一个环形剧院的旧址上建立起来的，五年前，它毁于一场大火，造成了四五百人的伤亡。后来改建的公寓，很多人因为迷信都不愿意去住，称它为“赎罪之屋”。那时的弗洛伊德也多多少少有些迷信，可是这个公寓非常气派，“正面既像一座威尼斯的宫殿，又像一个哥特式大教堂！”再加上便宜的租金与对虚荣的追逐，让这个30岁的年轻小伙没有去考虑太多。弗洛伊德夫妇在那里生了三个孩子，那个地方就不够住了，1891年末，他们搬到了贝尔格斯街19号（Berggasse 19）的二楼。在贝尔格斯街19号又生了三个孩子，而且米娜也要住过来，这里也不够住了。不能再生了。

米娜

     其实三年前他应该尝试着使用过避孕套，但一方面肯定是有着地道中产阶级宗教道德观的妻子对此鄙夷，另一方面肯定也是那时避孕套的质量不好，这位认为人类应该有健康性生活的弗洛伊德，当时给弗里斯抱怨，避孕套并非绝对地安全也不能让人快乐！于是，在安娜出生之后，1896年的弗洛伊德与妻子相约，停止了夫妻生活。

赎罪之屋

     丧父

     1896年秋天，他的父亲雅克·弗洛伊德去世了，享年81岁，这也算是一个长寿的年龄。其实最后一次生病有好几个月了，去世也在预料之中。这个男人作为一个羊毛商人，生意做得不算太好，勉强维持生计。30多年前，他举家迁徙，将年幼的小弗洛伊德带到维也纳，供他完成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学业，助他成为了医学博士，已经尽力了。虽然最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并没有成为一名虔诚的犹太教徒，这显然略微有悖老父亲的期待，但很长一段时间，西格蒙德都以其父为荣。多年之后西格蒙德回忆到，在他的内心有一件事，应该一直不能忘记：当他年幼时，和父亲一起走在街上，有个反犹者走上来扯掉父亲的帽子，丢在街边垃圾里，父亲并没有反抗，只是默默地捡回帽子。他认为父亲懦弱胆小吗？还是觉得父亲忍辱负重？或者两者都有吧？也在父亲去世之后，弗洛伊德有了收藏古董的爱好，这也是一种对父亲的怀念吗？

弗洛伊德的父亲

     断交

     也在1896年里，在父亲去世之前，一个在事业与生活上亦师亦父的人物，布劳伊尔，也终于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了。布劳伊尔大弗洛伊德14岁，也是犹太人，同出师门布吕克。坦率地说，他对弗洛伊德照顾有加。事业上，早期作为年轻的医生，弗洛伊德的诊所门可罗雀，布劳伊尔给他推荐了不少病人，甚至在他们关系闹僵之后，还给他推荐病人。在生活上，弗洛伊德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去布劳伊尔家蹭饭，玛蒂尔德·布劳伊尔总是殷勤招待他，这份感激表现在弗洛伊德让她做了他大女儿的教母，并且给大女儿取名玛蒂尔德，以向她致意。在弗洛伊德经济最拮据的时候，布劳伊尔还借钱给弗洛伊德渡过难关。在学术上，布劳伊尔是弗洛伊德难得的导师与支持者，要知道安娜·O的个案，这个启发精神分析的第一个个案，是布劳伊尔在1880年代初接待的个案。他在进行这个案的同时，就时不时地向弗洛伊德讲述了个案内容。因此，弗洛伊德曾多次提到，精神分析的发明人本来应该是布劳伊尔的。但是也是因为学术上的分歧，他们最后分开了。1895年，他们最终联合出版了《癔症研究》，他们的合作达到了最高点，但随之而来的是友谊的崩溃，布劳伊尔并不真的同意弗洛伊德对于癔症的观点，特别书中的性欲病源学观点。性欲的问题，不仅让布劳伊尔舍弃了安娜·O，也让他与弗洛伊德的交往冷淡下来。这个老师级别的好友，最终没有在学术上站在他这边，没有很好地支持他，弗洛伊德感到失落与愤怒。是期待过高吗？弗洛伊德在多年之后也觉得，他当年对布劳伊尔的反应有些过激，但那是后来。1896年，弗洛伊德有意避开与布劳伊尔见面的机会，他们断绝了交往。

布劳伊尔

     “诱惑理论”受挫

     布劳伊尔不同意弗洛伊德的学术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关于神经症（特别是癔症）的性欲病源说观点，弗洛伊德确实还需要打磨。1896年年初他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防御精神神经症的新看法（Nouvelles remarques sur les psychonévroses de défense）》，在这篇文章当中，弗洛伊德将神经症的病因归结为患者在童年早期有着真实的性刺激，甚至是真实的性交经历；而伤害他们的人大都是他们身边的人，他们的父亲、兄弟、家庭教师、仆人。这就是“诱惑理论”，弗洛伊德酝酿这个理论很有一些年头了，他掂量之后还是相信了他的病人们告诉他的都是真实的，最终1896年落笔成文，将他认为的神经症的病因昭告天下，他希望以此扬名立万。深受自然科学影响的弗洛伊德一生都在追求一个目标：将精神问题的病因归纳为简单的几个因素，希望它们看上去像数学或者物理定律那样简洁。

     不过，1896年，弗洛伊德推广“诱惑理论”的过程并不顺利。人们并不相信他，除了弗里斯，他几乎没有支持者。但是，同行明显带有讥讽的反问和他自己进一步的思考，也让他对这个理论产生了怀疑，最终他也在他的临床当中发现这个理论的荒谬之处。显然当时他自己并没有完全弄懂真正的神经症病因并不在于创伤是否是真实，而在于是否是幻想(即一种精神的真实)。明白这一点要到来年了，1897年9月，他给弗里斯写信，宣布自己放弃“诱惑理论”，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失落和不甘心:“永恒名望、大笔财富、完全独立、自由旅行、并让孩子们不要经受我年轻时经历的严重焦虑，这些曾经是我的美好希望。”这种不甘心，让弗洛伊德在宣布放弃这一理论之后，数年之内还多次踌躇，曾有一段时间，他还想着重拾，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1896年在学术上的受挫，也让弗洛伊德蒙生退意，让他差点离开心理治疗的领域。

     1896年，弗洛伊德彻底放弃催眠疗法。在旧的治疗技术当中，催眠可能是唯一被弗洛伊德看得上的技术，但是弗洛伊德开始质疑病人关于被诱惑的想象是被催眠诱导出来的。转而，在临床上，弗洛伊德只采用“谈话疗法”，提议来访者在不被暗示的情况自由讲述。这一转变经过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最终促成了自由联想这一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出现。

1891年的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

     尽管“诱惑理论”大受挫折，但是1896年弗洛伊德在学术还是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影响将是深远的。就在那篇提出“诱惑理论”的《关于防御精神神经症的新看法》一文中，弗洛伊德在德语中使用了他发明的新词“psychoananlysis（精神分析）”，它将成为他未来发明的新学科的名字。

     不过，弗洛伊德第一次使用该词还要早两个月，是在法语当中，也是在1896年初，离开巴黎十年后，弗洛伊德在著名的《神经学的杂志（Revue Neurologique）》上发表了一篇用法文撰写的文章，即《神经症遗传和病因学》，在文章中，“psycho-ananlyse（精神-分析）”首次出现。他在文章点评了加内的观点：“这里展示的观点，是从精神-分析的结果出发的，人们总是发现癔症的特别的原因是早熟的性经验，这些观点不和M.加内关于神经症的心理理论相一致，也不和别的理论相一致，但是它们和我自己的确信非常吻合……”

     我们应该留意，“psycho-ananlyse（精神-分析）”最初的写法与后来通用的写法稍有不同，在“精神（psycho）”和“分析（ananlyse）”之间还有一个小小连字符“-”。顺便说一下，它的形容词形式“精神分析的（psychanalytique ）”是1898年出现在《神经症的病原学中的性（La sexualité dans l’étiologie des névroses）》一文中。

     不仅如此，精神分析的第一个地形学理论也在那年有了最初的轮廓，1896年12月6日给弗里斯的信中，弗洛伊德描绘了一个心理机构，它带有三个层面：无意识的，前意识的，意识的。弗洛伊德提出 “诱惑理论”，又放弃它；但是，与其说放弃，还不如说他其实是对旧理论做了取舍，留下了旧理论当中说对了的部分，并进行了发展。实际上，弗洛伊德一生都没有停止对新理论的探索。

1898年的弗洛伊德

     与弗里斯更加紧密

     也许是布劳伊尔的断交，让弗洛伊德与弗里斯更加靠近，甚至到了奉承的地步。

     弗里斯，柏林的耳鼻喉科医生，1887年经布劳伊尔介绍与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相识，之后两人保持通信，也经常找机会见面。在1890年代，在弗洛伊德被医学界排斥的时候，弗里斯可能是唯一一个支持并愿意倾听弗洛伊德的人。不可否认的是，在精神分析的诞生过程中，弗里斯对弗洛伊德帮助起到了助产士的作用。在与弗里斯的交往当中，弗洛伊德渐渐地表现了对弗里斯的完全信任。他在1894年给弗里斯的信中说：“你是唯一的一个他者（autre）”。

     弗洛伊德对弗里斯信任有时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比如弗里斯认为鼻子是人体的性器官，这一观点或者具有精神分析的隐喻意义，但是在生理组织学上，显然是得不到支持的。1895年，弗里斯来维也纳，弗洛伊德给他推荐了一个病人艾玛。艾玛是后来弗洛伊德所做的著名的“伊玛打针”之梦的主人公原型之一，这个梦让弗洛伊德揭开了梦秘密的面纱，启动了《释梦》成书。艾玛其实也是弗洛伊德一家的朋友，有癔症的症状，但是也有习惯性的鼻腔出血。弗里斯给艾玛做了手术，但是术后恢复非常糟糕，出血更严重并且散发出恶臭。后来弗洛伊德不得不请另一位医生重新检查艾玛的鼻腔，结果医生在重新清理手术伤口时，竟然从鼻腔里面拉出一大截医用纱布！弗里斯做手术时，竟然把它忘在里面了！这无疑是一个低级且严重的医疗事故。弗洛伊德写信指责弗里斯，这激怒了弗里斯。这恐怕是弗洛伊德与弗里斯友情的第一个低潮。但是弗洛伊德随即不断写信安慰弗里斯并将事故的责任推给病人。

     一直到1896年，弗洛伊德都还在就此事写信给弗里斯，语带奉承，提到艾玛已然痊愈，鼻子可以再一次闻到正确的气味，而艾玛之所以鼻子流血，是她渴望如此，且带有性的意味，医用纱布一事不再提及。弗里斯也应该是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安抚，1896年春天过后，艾玛在他们的通信不再提及，他们的友谊恢复正常了，并且比以前更加紧密。在医学界倍受冷落，在与布劳伊尔断交之后，在父亲去世之后，弗洛伊德自己的精神状态并不稳定，他需要倾听与理解者。1896年弗洛伊德给弗里斯的信中提到：他在进行自我分析。

弗洛伊德和弗里斯（摄于1890年）

     自我分析

     精神分析诞生之前的历史事实，很多是从弗洛伊德写给弗里斯的通信当中得知的。这包括1896年他开始进行自我分析。在父亲去世之后，弗洛伊德得了广场恐怖症（比如，对于乘坐火车的恐惧），这个症状说明弗洛伊德对他与父亲的关系还有很多难以说清楚的地方。其实弗洛伊德本身还有着其他一些身心症状，比如头痛与胸痛。他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不能提笔写信。但是，自我分析还是断断续续地坚持了下来。

     他主要是分析了自己的梦。因为他用“谈话疗法”接待的那些来访者，会主动讲到梦，而由梦带来的自由讲述，大都会让来访者病情好转。当然也不止是梦，弗洛伊德也分析了自己的回忆、自己的语误等等。弗洛伊德用从来访者那里获得的方法分析自己，回头又把自己在使用当中总结出来的体会拿到来访者身上进行检验，自由联想这一精神分析的基本工作原则，在弗洛伊德与来访者的来回检验当中，逐渐成形。甚至，弗洛伊德会将这些体会与历史及文学作品进行对质，比如1897，弗洛伊德在给弗利斯的信中，首次分析了索福克勒（Sophocle）的戏剧《俄底蒲斯王（Œdipe roi）》。显然，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奠定了精神分析的根基，关于自己的讲述成了精神分析的第一批材料，用弗洛伊德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最重要的病人是我自己”。差不多3年后，《释梦》成书，精神分析诞生。

     但是，关于自我分析，弗洛伊德本人也说：“真正的自我分析是不可能的。”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的自我分析其实一直有一个“他者”存在，他就是弗里斯，在某种程度上，他处在弗洛伊德的分析家的位置上。只是弗里斯并不知道他与弗洛伊德进行通信，是在进行“远程分析”，他们还经常碰面做“落地分析”。如果那个时候有互联网，说不定他们也会用上微信什么的。弗洛伊德进行的“自我分析”，是对着一个倾听者的——弗里斯。一个都不知道自己是分析家的先“分析家”，肯定有移情处理得糟糕的地方，这让弗洛伊德越来越体会到弗里斯的不称职，最终这也导致了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结束，但将是1900年的事情了。可以说1900年后，弗里斯就渐渐淡出了弗洛伊德的世界，他对弗洛伊德来说，重要性是在精神分析之前：精神分析这个学科建立之前和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完成之前。

美景城堡

     工作室从家里搬出来

     不管怎么样，到1896年，弗洛伊德的个人执业也有10年了，病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也开始有一些声望了，名声也越洋到了新大陆。詹姆斯（James，美国心理学之父，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在他的演讲稿《特殊心理状态（Les états mentaux exceptionnels）》当中，也提到弗洛伊德的一些工作假设。他的经济拮据的情况也开始有了一些好转，虽然还是很拮据。由于家里有些拥挤，他把他家楼下的夹层也租了下来，年末的时候，他把工作室从家里搬了出来，搬到这个夹层，那里是一个三居室，虽然说在家的楼下，但还应该算是搬出了家，那里与楼上的家有楼梯相连。

     精神分析将在这个三居室里诞生：开始并不顺利，但是渐渐暴得大名，超越国境，走向全世界。不过这些都是将来的事情，当时年已不惑的弗洛伊德还是相当有惑，还不知道他的将来。如果说10年前，刚结婚那会，他还充满抱负，是个嚣张青年，有着年轻人的狂妄，但是，10年后，经过育儿、丧父、断友、事业不顺、经济拮据，一系列的“吊打”……他就像今天从我们城市的楼洞里走出来的每一个中年的小中产阶层的知识分子，被生活折磨，被事业碾压，虽还能支撑，但也筋疲力尽。要不是有一颗追梦赤子心，他也应该是苟延残喘、跪地求饶，甚至彻底躺平了。是的，弗洛伊德那个时候在追梦，分析梦，真的是梦，是字面意义上的梦。

贝尔格斯街19号外景

     法国精神分析家帕特里克·阿夫纳拉在《房子：当无意识在场》一书中转引了弗洛伊德的一个梦及其分析，我们也可以在《释梦》里找到这段话，从弗洛伊德的联想可以看出，这个梦显然是他将工作室搬出家之后做的：我赤身祼体地从一个底层的公寓出来，顺着楼梯向上面的一层楼爬去。[…]突然，我看见一个女仆在下楼[…]。我感到羞耻。[…]梦中的情境来自于实际的现实生活。我在一栋维也纳的房子里有两套公寓，通过一个外部的楼梯相连接。我的诊所和办公室所在的公寓位于夹层，而我居住的房间位于楼上。每当我在深夜结束了楼下的工作后，就会爬楼梯回到卧室。这个梦的前一晚，我从楼下回卧室时，我的确衣衫有些不整，也就是说我去掉了衣领、领带和袖口。

     随着弗洛伊德对这个梦中的画面进行的自由联想，弗洛伊德解释道他梦里的羞耻和性相关，但不仅如此，在那个时代如果出门不戴领带和假领子，也是件值得羞耻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在《释梦》当中对自己的分析，常常是点到为止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尽管我没有讲出所有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想法，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是的，《释梦》毕竟不是分析室，它是一本公开出版的书，弗洛伊德不可能毫无保留地什么都说。那么，或者他从楼下经过楼梯回到家之前，还做了一些不好意思说的事情吗？而看见的那个女仆（他曾由她联想到一个监督过他吐痰行为的女管家），是一个检查者吗，母亲超我的化身？

     阿夫纳拉在《房子：当无意识在场》暗示，弗洛伊德在1896年将工作室搬出家，对精神分析的诞生可能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就弗洛伊德的这个梦，阿夫纳拉说：“在此，办公室进入了弗洛伊德的梦中，而对梦的解析却来到了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孩子们纷纷在二楼的家庭公寓里出生、成长；而精神分析也在这个夹层的朝向花园的三居室里诞生了。更确切地说，在梦里表现的是工作室和卧室之间的联系，是职业活动和情感生活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精神分析实践的核心。”

贝尔格斯街19号内景：

右侧那个门进去，是1896年后工作室，

楼梯往上走，是他的家。

     1896年，弗洛伊德遇到了不少事：开始了禁欲生活，父亲去世了，与提携自己多年的好友布劳伊尔断交了，诱惑理论一提出就遭到冷遇，也开始更加靠近弗里斯（某种意义上弗洛伊德的分析家），同时开始了自我分析。这些事情被精神分析史研究者反复提起，因为在某种情况下，这些促成了精神分析的诞生。但是，作为一个他自己的“精神分析来访者”，他还需要离开家，需要一个自己去做分析的工作室。因为“有时，太过于习以为常的环境中是很难有所发现的。”家是有超我的，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应该有着习惯的日常的正常的行为与规范。

     让弗洛伊德发现梦的秘密的“伊玛打针”之梦是弗洛伊德在1895年7月做的，那时弗洛伊德还没有搬办公室，但是，这个梦的做梦地点是美景城堡，一个度假的地方。那个地方现在确实立了一个纪念石板，铭记着：梦的秘密于1895年7月24日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揭开了它的面纱。

贝尔格斯街19号门廊的窗，对着后院。

     但是度假毕竟不是常态，弗洛伊德需要在家之外的有一个他要去“做分析”的工作室，阿夫纳拉还对上文引述的弗洛伊德梦做了一个评论：“这个连接了这两个空间的楼梯，是对精神分析发明的一个隐喻：去发现那些把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事情连接起来的关系，将梦中某个荒诞的场面联系于某个主体的欲望，把某个症状联系于某个遗忘在过去的事件，把某个口误联系于某个不愿被承认的东西。弗洛伊德的医学诊所演变成了梦和回忆的办公室。”

     从1896年末，弗洛伊德在这个自家楼下的三居室里一直工作到1908年，才再次回到二楼家里，那时他有能力把二楼一整层都租了下来。1908年，弗洛伊德已不再是自己分析室的“来访者”了，他在那里等着那些走出自己家门并且来到他这里的来访者。那个作为医学诊室搬出去的工作室，是作为精神分析的工作室回归的。去来之间，意味已是别然。

贝尔格斯街19号二楼平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