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昂（团体）工作的简介

翻译：孙凌、段涤非

大家好，我是华莱（Tracy Wallach）博士。这是系统心理动力学理论（Systems Psychodynamic Theory）系列讲座的第三讲。第一讲和第二讲讨论了开放系统理论（open systems theory）和精神分析理论（psycho analytic theory）。在这一讲中，我将讨论比昂（Wilfred Bion）的工作，特别是基本假设（basic assumptions）的概念。

比昂是一位英国精神分析师，他于20世纪40年代在伦敦塔维斯托克(Tavistock)诊所工作。他和塔维的其他同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并开始研究新的军官选拔方式，他称之为无领导小组（leaderless groups）。他还开发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帮助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当时被称为炮弹休克症shell shock）的士兵。在北方野战军事医院，他发起了第一个“北方野战实验”，其中病人需要为自己的康复担负责任。这为战后的治疗性社区（Therapeutic Communities）奠定了基础。

比昂创立了塔维斯托克人类关系研究所。20世纪50年代，在比昂停止他的团体工作之后，该研究所对团体开展了进一步的实验。埃里克·米勒（Eric Miller），埃里克·特里斯特（Eric Trist）和哈罗德·布里杰（Harold Bridger）接手了这项工作，并发展了团体关系（group relations）的领域。

比昂对个体和团体之间的关系颇有兴趣。他认为任何团体中的成员身份，都意味着固有的冲突。一方面我们渴望成为比我们自己更大的存在的一部分，渴望去归属。但同时，我们害怕在团体中失去个体身份。并且比昂相信个体成员是带着个体理性的、非理性的目的和需要进入团体的。个体运用例如分裂、投射、投射性认同等一些心理社会防御机制，来容忍团体生活中的强大张力。这些术语已在本系列第二讲中解释过了。团体容纳团体中的个体成员各种各样的投射，它既作为一种容器，也有着自己的生命。作为这些投射的结果，团体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了一个实体，它比其各个部分的总和大得多。

团体可能会找到隐蔽的或无意识的方式，通过这样一些过程来容纳或管理其冲突或焦虑：通过投射性认同的方式，以代表整个团体来容纳困难的情绪、思想或观点。也就是说，一个个体成员，一对成员（pair）,或者亚团体（subgroup）可能通过投射性认同的过程，被迫承担一个角色，以满足团体的无意识需要。

关于投射性认同的概念，你也许会记得第二讲里提过的内容：当接受者接受、拥有或认同放入他们那里的投射（projection that has been put into them）时就会发生。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种族、民族、社会经济地位和身体特征等，每一项都可以作为某些成员被赋予特定角色的基础。例如基于文化期望，妇女可能被要求为更大的团体承担照顾者的角色，或者为团体中的情绪发声。社会中某一特定族裔群体的成员可能具有某些特征，例如攻击性，或者性（sexuality），这些被另一族裔认为是不能容忍的。有时这些投射会转化为政策或法律。使用投射性认同，只要能继续将问题定位于个体成员或亚团体身上，就可以使团体作为一个整体保持其平衡。

团体成员作为个体、或配对（pair）、或亚团体，来代表团体也代表他们自己行事。团体任何成员在任何时刻的行为，都是其自身需要、历史和行为模式的表现，也是团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需要、历史和行为模式的表现。也就是说，个体在团体中的行为是一个函数（function），（其中的变量）既包含了他们自己的人格、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也包含了群体对他们的影响。

团体在许多层面上发挥作用：正式的、非正式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比昂留意到团体生活中的两种主要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致力完成主要任务，在公开的层面发挥功能，或面对现实。他称之为工作团体心态（work group mentality）。它也被帕尔默（Palmer）和里德(Reid)称为W活动（W-activity）或工作活动。

第二种倾向通常是无意识的，即避免从事首要任务方面的工作，或避免面对一些现实：团体害怕这些现实可能会在团体成员的内在或团体成员之间造成痛苦或心理冲突。比昂将它称为基本假设心态（basic assumption mentality）。它也被称为S活动，或存活活动（survival activity）。对于BART（boundaries, authority, role and task. 边界、权威、角色、任务）缺乏一致性、缺乏共识、对其解读存在差异。特别是当这些未能言明时，可能会导致焦虑和冲突。这创造了一个环境，使得基本假设倾向更有可能占主导地位。在基本假设水平上发挥功能时，团体的无意识焦虑导致团体表现得好像某些行为对其心理上的存活至关重要、常常会累及其首要任务/影响其首要任务生死存亡，这通常会阻碍其首要任务。基本假设团体会无意识地将领导权分配给那些最有能力帮助团体满足其无意识的存活需求并遏制其焦虑的人。基本假设型的领导与团体合谋来回避现实。如果他们违反了这种无意识协约，他们可能会被取代或驱逐。通过这种方式，基本假设心态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使一个群体能够管理其焦虑和内部冲突，而不必着手于困难的现实。

比昂描述了三种基本假设团体：依赖（dependency）、战斗-逃跑(fight-flight)和配对(pairing)团体。其他人也额外提出了三种基本假设：同一性（oneness）、唯我(me-ness)、纯洁-污染(purity pollution)。基本假设团体经常脱离任务，或者似乎正在从事一项与其所声称的目的或主要任务完全不同的任务。然而有些时候为了团队主要任务，基本假设行为可能会被动员起来。

让我们来谈谈不同类型的基本假设团体。

在依赖（dependency）团体中有一种服从及不可质疑权威的文化。正式的领导者或特定的成员，被视为拥有所有的答案，并被期待能够照顾团体。团体可能会表现出很愚蠢或无能的样子。这种病态的依赖会抑制生长和发展。依赖型基本假设的一个例子是在大多数参与者都很被动的这类团队会议，在这其中有一个小组成员控制会议并做出所有决定，其他成员只跟着做。在课堂环境里，这可能发生在这样的项目团体中：大多数成员对团体项目没有任何贡献，并指望一两个成员完成大部分工作。传统的课堂是建立在教师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假设之上的。同时学生是空杯，等待着被老师的知识填满。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称之为教育的银行模式。

依赖性并不一定是负面的。在医院的设置中，依赖性是为其任务服务的。病人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依赖照顾者。在手术室里，有一种明确的等级制度，由某个人（通常是主刀医生）主导。在社会层面，比昂认为教会或其他宗教组织的机构，则承接了更大社会的依赖需求。

第二类基本假设团体是战斗/逃跑（fight/flight）团体。这类团体表现得像是它有危险或有某个敌人，它必须逃离或发起攻击。就好像团体的存活依赖于摧毁或躲避威胁着它的敌人（敌人可能是某人、某个机构或者某种观点）。在这当中有一种偏执和好斗的竞争性团体文化。

这类团体全神贯注于对付某个敌人，不论这个敌人来自外部还是内部。团体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担心、或是愤怒地抗议关于变革的谣言，而不会实质性地计划推进其工作任务的具体行动。团体会陷入战斗（主动攻击、找替罪羊或身体攻击）或者从任务中逃离（退缩、消极应对、回避、反刍式思考过往历史）。团体领导权被赋予团体中那些调动团体攻击性力量的人，或是那些帮助团体回避面对今后在任务中的困难的人。

在商业中，我们能在部门间或不同层级间的竞争中看到战斗/逃跑的证据（如：管理者vs一线员工，或者一个部门的子部门之间）。美国国会充斥着战斗逃跑心态的例证，在很多年当中，两个政党的精力都被放在了公开诽谤对方之上，这阻碍了政府基本管理任务的完成。

比昂将军队看作在社会层面上战斗/逃跑团体的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S-行为或存活行为被用作一种推进团体任务的方法。

第三类基本团体假设是配对（pairing）。在这类团体表现得好像它的存活将依赖于一个新领导者的产生（可能是某个个人，某个机构，或是某种观点），这个领导者或将把他们从当下的问题中解救出来。这种团体的重点可能是未来的某个实体，他们将其作为应对当前困难的防御机制。团体经常产生出成对的成员，他们会被认为是新的隐喻性救世主（metaphorical Messiah）的潜在父母。团体可能会变得不活跃，因为它依赖于结对的成员来完成团体的工作，不清晰的希望感取代了面对当前困难的实际行动。团体中会存在一种共谋性地支持结对成员的团体文化，并以此逃避真实。

比昂认为贵族制度是社会层面上配对的最好例子。在美国，我们对名流文化有一种痴迷：谁在约会，谁结婚了，离婚了，谁又有孩子了。我们可能会说，我们的这种对王权和名流的痴迷是一种回避的方式，回避那些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面临着的令人痛苦的问题，比如，巨大的贫富差距。

图克尔（Turquet，1974）增加了第四个基本假设团体。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团体，“团体成员们寻求加入一个强大的联盟，这个联盟拥有无所不能的力量、无法企及的高度。成员被动地参与其中并放弃自我，以此来感受到一种存在感、幸福感和完整感”。在同一化（oneness）团体中，成员的行为“完全没有差异，似乎团体中不存在任何不同意见，更不用说冲突了”。邪教团体反映了这种类型的基本假设功能。

下一种基本假设：唯我（me-ness），由贝恩（Bain）和古尔德（Gould）1996年提出，他们将唯我团体视为一种对社交焦虑，以及对生活在现代动荡社会中的恐惧所作出的反应。这种焦虑的结果就是，个体被越来越多地挤压到自己的内在现实当中，以此来排除和否认在其外部环境当中所感知到的，令人不安的现实。

“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同一时间和地点相见，并否认这是一个团体。团体被视为是“污染，不纯洁，禁忌，总而言之，它的所有一切都是消极的”。唯一需要考虑的现实是个人的现实。这是一种自私的团体文化，在此种文化之下，个人似乎只能意识到自己的个人边界。他们认为必须保护自己的边界不受他人的任何侵扰。

在唯我团体文化中，最主要的焦虑是只要有任何团体出现，个体就会迷失在其中。在这样的团体中，似乎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给自足（self-contained）的团体，并各行其是。一个外人进入其中，会觉得无法与团体中的任何成员连接，个体会被孤立和疏远。这样的经验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团体成员在心理上、政治上或者精神上，并不为他人而存在。

第六种基本假设：纯洁/污染（Purity/pollution）与“种姓”概念有关，由查托帕迪亚（Chattopadhyay）在2019年提出。种姓等级制度确立了一个优势族群对另一族群的优越性和纯洁性。纯洁/污染基本假设团体会表现得好像他们的存活依赖于保持更高“纯洁度”的团体，或是与较低的“被污染”的种姓 隔离。根据这一基本假设，高等种姓的“不洁”被投射到较低的、被污染的种姓那里。查托帕迪亚也指出，纯洁/污染假设还可能基于阶级、性别、性取向或宗教信仰。

在这次讲座的前面部分，我提到了比昂认为贵族阶级是社会层面上配对基本假设的一个基本例子。相比之下，查托帕迪亚（2019）提出婚姻制度是配对假设的例证，而贵族实际上象征的是纯洁/污染基本假设。即使在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相继废除君主制之后，贵族拥有“贵族血统”，必须保持纯洁性的观念也一直存在。纯洁/污染基本假设的证据可以在一些像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种性体系中找到。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次大陆的白人欧洲殖民者留下了基于肤色和种族的种姓等级制度。纳粹德国以及美国和欧洲的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打着保持血统纯正和白人肤色的幌子，将白人少数群体的特权合理化。查托帕迪亚还在父权制度和宗教制度中看到了纯洁/污染基本假设的证据，这些制度将外来者视为不纯洁、被污染或被禁止的。

系统的心理动力学理论系列的第三部分到此结束，感谢您与我一起进一步阅读基本假设。想要阅读有关基本假设更多内容，请参阅以下参考文献：

Banet, A. G., Hayden, C., & Jones, J. E. (1977).A Tavistock primer. AK Rice Institute.

Chattopadhyay, G. P. (2019). The Sixth Basic Assumption baPu (basic assumption Purity/Pollution).Socio-analysis, 21, 17-34.

Gossling,G,(2020).Wilfred Bion:https://100years.tavistockandoportman.nhs.uk/key-figures/?v=80cba1185463

Hayden, C., & Molenkamp, R. J. (2002). Tavistock primer II. Jupiter: AK Rice Institute for Study of Social Systems.

Lawrence, W. G., Bain, A., & Gould, L. (1996). The fifth basic assumption. FREE ASSOCIATIONS-LONDON-, 28-56.

Shapiro, E., & Carr, A. (2012). An introduction to Tavistock-style group relations conference learning. Organisational and Social Dynamics, 12(1), 70-80.

Stokes, J. (1994). Problems in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the unconscious at work.Journa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8(2), 161-167.

The Tavistock Clinic World War 2: https://100years.tavistockandoportman.nhs.uk/ the-tavistock-clinic-world-war-2/?v=79cba1185463

Turquet, P. (1985). Leadership, the individual, and the group. In A. Coleman & M. Geller (Eds), Group relations reader 2.

Wells, L. (1985). The group-as-a-whole perspective and its theoretical roots.Group relations reader, 2(22-34).